期刊精粹 | 【抢先版】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古代城市形态

【编者按】为了更好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不定期地推送一些尚未见刊的稿件的精华观点，以飨读者。本文为本刊已录用文章《20世纪中叶来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西方研究述评》的精华版，作品的发布已取得作者授权。欢迎读者指正、讨论。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中国古代城市形态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0世纪中叶之后，开始走向综合、系统的科学研究。这主要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学者费正清为代表的综合性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兴起，二战后城市重建和扩张的高潮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城市形态研究的热情。

1  对普遍特征的持续追求：城市形态通史研究

这类研究的共同目标是：梳理发展脉络，发现中国古代城市形态区别于西方／欧洲城市的普遍特征。相关研究延续几十年，研究材料（尤其是考古材料）日益丰富、充实；研究主题也从早期对形态的概括性描述，逐步发展到对演进模式与规律的挖掘。但是其共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在研究方法上，与西方古代城市的多方面比较是学者们长期以来秉持的重要研究路径；在研究结论上，具有明显的连续性，若干早期形成的基本观点在不同时期的研究中被反复强调，包括：（1）城市形态的同一性和连续性；（2）大尺度；（3）有城墙的方形城郭；（4）突出的政治性；（5）明显的中轴线；（6）《考工记》王城模式，等等。

2  多样化与跨学科的探索：个案城市或地区的城市形态

这类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以小见大，揭示中国古代城市形态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期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通史研究强调一致性、同一性的反思。就其发展趋势而言，研究对象由都城逐渐扩展到地方城市，由单纯的物质形态研究扩展到物质形态与社会生活的互动；研究方法由文献方法和考古方法的结合，逐渐发展到数字技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的融入；研究材料也相应地走向综合、多元；但就现有研究而言，仍比较明显地集中在数个名都、名城上。

一类研究聚焦于城市物质形态，运用调研、文献、考古等材料，复原城市形态，研究空间特征，包括：（1）长安、洛阳、北京等著名都城作为皇权、政治控制下的典型城市形态；（2）苏州等江南城市作为“唐宋城市变革”的典例；（3）对特定城市形态要素的精细化和定量化分析。

古长安

古洛阳

另一类研究则关注城市物质形态和社会生活的互动，提高了城市形态研究的精度、深度和广度。20世纪晚期以来，伴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此类研究大量涌现，主要集中在（1）明清社会（商品）经济变迁中的城市发展；（2）边疆地区的“非中国”城市传统。

3  特定角度的深入挖掘：城市形态形成机理研究

除了对城市具体形态的探讨，还有一类研究试图挖掘物质形态的形成机理与动因，这些研究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层神秘性乃至宗教性的面纱，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下两个主题。（1）对堪舆（风水）的研究。早在1872年出版的《汉语词汇手册》即列举“风水使用的名词”；李约瑟、王斯福等汉学家进一步探索了堪舆术的知识系统与技术支撑；还有学者将一些经典的风水类古籍翻译为英文。（2）对中国城市与宇宙模式关系的研究。

4  评价与反思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深刻影响了中国本土学术的发展，积极与消极影响并存。就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而言，城市牢固地附着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具有明确的“在地性”（locality），本土学者在研究材料占有、宏观脉络把握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与此同时，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具有自身的创造性和启发性：多学科史料和方法的运用、全球史和比较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物质形态研究走向内在机理的研究趋向，等等。全球视野下的“在地”研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作者：郭璐，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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